各类新闻媒介常以“一片好心”、“出于公心”等来赞美法官，对二者的区分未作深究。把“好心”与“公心”统称甚至并称固然不错，但仔细体味，二者还是有着较为清晰的界线。对二者及相互关系的不同认知，将产生迥异的司法理念和社会效应，故不可不慎。

    有一颗“好心”，要求法官心怀善念、通晓情理，一心为民、利民、便民，真诚恻怛地为当事人着想，展现司法温情的一面。近年司法系统涌现的先进典型多符合民众的这种期盼，“好心”是对法官的道德劝勉和政治激励。

    而有一颗“公心”，要求法官执法如山、平之如水，一视同仁地对待各方，不存私心、谋私利、徇私情。这是法律课予法官的职责和操守。有些行为，法官积极去做，对其“有为”可赞为“好心”；若不做，对其“有不为”亦不能苛责。怀揣一颗“好心”，是对法官职责的理想希冀。

    有些行为，法官必须出于“公心”去做，无惧批评、无畏干预、无顾得失，否则即为失职、渎职。胸怀一片“公心”，是法官职业的原则和底线。

    出于“好心”，也可能恃德傲物，自负于目的的正当而轻视办事的程序，甚至无视手段的可谴责性。于法外寻求良知，使裁判止于感性，结果有可能是好心办坏事。

    出于“公心”，也可能以公凌物，自信于心中无私而过于冷漠、冷酷甚至冷血。清官固执起来更为可怕，即是对这种情形的概括。因此，权力的掌管者仅有一颗“好心”或仅有一颗“公心”是不够的，也是危险的。

    法官执掌生杀予夺大权，既要有一颗“好心”，也要有一颗“公心”。在理想的天空里，两“心”相印、和谐统一，而在现实的案件中，二者有时相互冲突、难以调和。应当如何取舍，是每位法官都会面对的问题。而追求“公心”基础上的“好心”，应当成为法官的角色愿景。

    从“定分”与“止争”的关系来看，管子“律者，所以定分止争也”的话语，道出了司法独特的价值和方法，即用定“分”的方式止“争”，通过确定权属来终止争端。法官出于“公心”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地执行法律，查明真相、厘清曲直、明晰权属。如此，才能对纠纷作规模化处理，降低处理成本，长久固定效果，形成理想的“规则之治”。若仅出于“好心”，将司法手段类同于其他解纷方式，则只能就事论事、一案一议，个案纠纷解决了但确立不了规则，降低了纠纷处理的社会效益。近年司法从最后一道防线冲到前沿阵地，部分因素即在于“好心”心态作祟，而“公心”理念未到位。故“公心”对法官，就如“定分”对司法一样，是永远不可逾越的红线，尤其是当“好心”、与“止争”不能两全时。

    从“法律效果”与“社会效果”的关系来看，法律效果要求法官严格执法，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，确保法律适用的确定、连贯、统一。社会效果要求法官不能机械执法，要融合常识、情理、习俗，考虑政策导向和个案情况，达到案结事了、胜败皆服的目的。在逻辑层面上，两个效果是协调统一、相互促进的，但在个体与群体利益、程序与实体价值、近期与远期效果的平衡上，二者的冲突不可避免。对此，必须把法律效果摆在首位，没有良好的法律效果，社会效果也就失去屏障。古人云“法外索平，无平矣”、“夫谋小仁者，大仁之贼也”，即是对此的告诫。故法官应把“公心”作为第一位的追求，在法律可能的最大限度内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，追求“公心”基础上的“好心”。

    从“真”与“善”的关系来看，人类在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追求中，有些领域追求“真”，孜孜于探索真实、真相、真理，比如自然科学；而有些学科追求“善”，默默于展现善良、善意、善行，比如人文艺术。司法作为一门技术性极强、技艺理性要求较高的学科，理当首先追求“真”，追求法律内容的合规律性、裁决事实的合客观性。在达致“真”的基础上求“善”，追求相对与绝对、主观与客观、目的与手段的辩证统一。在“公心”的基础上求“善”，“善”才有所依托。失“真”的“好心”，很可能是伪“善”，甚至是恶。法官首先应当基于“公心”而非“好心”来裁断案件，评判是非。

    习近平总书记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”的论述，展现了国家领导人对司法图景的构想和描绘。这不仅要求法官在个案中主持“公平正义”，而且要求让人民群众明确无误地“感受到”在主持“公平正义”。法官要以一颗“公心”办案，主持公平正义；还要揣着一颗“好心”，让群众通过以心换心、换位思考，感受到“公心”背后的“好心”。“公心”是人民法官基础的职业要求，“好心”是超越“公心”后的事业追求，为人民司法事业发展的方向和彼岸。